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回避了。
但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政策底对市场底的干预，最终还是要接受经济规律的考验。对中周期底部来说，作为新的增长点的新兴产业形成。
房地产积弊甚多，必须推进改革和转型，故要促其健康发展。2012年5月的稳增长政策是在两个季度后才显示出效果。越是在这种矛盾集中时期，越是要依靠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这是过去30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李佐军：稳增长只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暂时手段，在周期下行阶段减缓下行的速度，不能改变周期。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这一轮中国经济的底部，即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比如，2009年一季度的6.2%和2012年三季度的7.4%就属于典型的政策底，其实当时的市场底还未到，但被政策底所折转。2、央行释放流动性（含印钞、降息、降准、放松信贷等）。4，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
他们中的失败者，则悄无声息地成了曾成杰这样的"刀下鬼"。显然，柳传志的所谓"不谈政治"，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企业家不应该批评和挑战现行政治七大改革有助于解决诸多热点问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嵌套的系统性改革，这个复杂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靠独自或者局部的摸石头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中国的改革历来是实用主义和问题导向。上收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可能存在地方保护和重大外部性的事权。
煤价和气价改革也在推进之中。而其他一般性竞争领域则应该是完全交回给市场。
无数的案例证明，私有化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竞争一定会。即便是在国有经济已经形成绝对优势的金融、军工、电力、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产权多元化，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民资或者外资，实现国退民进，打破垄断，搭上市场效率的便车。3）调整税率和科目，降低企业税负。沿着贸易人民币、金砖人民币、马歇尔人民币、石油人民币、商品人民币、离岸（欧洲）人民币和地缘安全人民币，逐级攀升多点并进，最终获得国际铸币权和定价权。
土地症结在于使用权人为分割和固化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则是新时期进一步释放土地和人力两大核心生产要素活力的关键，更关系到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以及农民利益的保护，事关经济社会稳定以及长远发展。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大中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优渥，就业机会多，但目前来看开放之路困难重重，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公共资源仍然有限，承受不了过量人口的涌入。其实户籍只是获取公共服务的牌照而已，积分制和居住证制是一条可行之路，居住证保障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未来这些公共服务将在国家一级统筹，并且跨区域调节转移支付。2）配合营改增，再度调整中央和地方分配比例，做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
现行制度下，城镇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归分别归农户和集体企业。而刚公布的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要求，支线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的所有权、经营权率先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路。
更进一步看，笔者把下个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和逻辑概括为：七大改革拉动新三驾马车，全面升级中国经济。目前已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政府部门公开了三公账单，但公开的预算账本过于简略，难以深入了解。
土地经营权只能在集体内流转，压制了农业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金融改革的作用是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形成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和投资选择。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体系，使之更加规范和开放。流动人口的不稳定性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不稳定。充分而且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网，可靠的财产性收入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将有效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意愿和能力合二为一。资本市场方面，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多层次资本市场会日益壮大。
未的来城市化过程中，类似的也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个人税制方面的调整则具有结构性，一方面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水平，另一方面加大财产税（房产税等）征收力度。
（摘自作者8月20日发表于东方证券投资策略报告。这个过程中具有晴雨表能力和定价权的大型国内金融机构会逐渐成长起来并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
未来的改革方向主要包括：征地制度改革，国家对土地市场的调控由微观转为宏观，更多的由市场决定土地的供给、开发和利益分配。某些经济体靠印钞机让股指不断创出新高，真没什么技术含量，中国也都试过（双重投放的高峰2007-2008），确实是像坐过山车般刺激，但教训也历历在目。
由此引致的社会问题包括：传统节日期间规模惊人的全国性大迁徙。适时推进资源税和环境税要素价格改革领域而言，目前极度困扰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是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中国要素价格普遍偏低，尤以水、电、气等为甚，这本质上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并纵容生产者低效利用能源、资源，危害环境安全。预期未来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从长期到短期，存款浮动空间会进一步扩大，直至完全放开（期间也可能借助大额存单）。
实际上，例如铁道部这计划经济最坚实的堡垒也已经被攻破，从政府的一个部门变为一家企业。最后一点，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国企分红和退出得到的资本应全部划至全国社保管理机构以充实养老基金，再以财务投资形式重新回笼到资本市场进行保值增值，为消化未来国民养老的隐性负债提供支持，即实现国有资本积累成果的全民共享。
同时完善投资者保护和稳定回报机制。而耗资巨大的住房服务方面，健全保障房分配制度，推进公租房、廉租房并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要同常住人口相挂钩，并可以进行跨省市调剂。
其实当下反腐倡廉、治理整顿、规划设计这些铺垫工作，都是为进一步发展做铺垫。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没收、征购、征用等形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
据盛洪测算，2010年仅在银行、石油、电信、铁路和食盐等五个垄断行业中，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就高达19104亿元。截至目前，除新疆和西藏外，全国29个省、直辖市已经开始实行阶梯电价，实行阶梯水价的城市达到100多个，约占全国总数的15%。当然必须清醒的是，接下来的改革攻坚肯定不是人人都会得益的帕累托式改进，市场参与者需要仔细甄别谁会从中获益谁将受损，并展开相应投资决策。此外还需要提升城市化核心区域内的卫星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来增强中小城镇户籍的吸引力。
而这需要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三者同步进行。从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角度，从环境安全角度，继续深化水、电和气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是未来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全球竞争环境下，国企对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和长远发展动力有关键性影响，利益攸关方众多，博弈过程复杂，最佳实践还有争议。土地问题的症结在于使用权人为分割和固化，同地不同权。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增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和促进消费金融发展。而资本市场规则的改进和银行体系的市场化会构成外在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这样国退民进的逻辑才能真正理顺。
